摘要：新時代背景下，基層社區治理已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成為衡量我國法治發展的重要指標。近年來，農村城鎮化、社會老齡化、人員動態化、人口出生率下降等現象催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社區治理亟需作出回應與改進。從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設路徑出發，社區治理需重新定位，轉變思路，著力開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法制宣傳與教育，并最終將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落實到基層。
關鍵詞：全民守法;基層法治;社區治理;法制教育;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urbanization, social aging, personnel dynamics, population birth rate decline and other phenomena have spawned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community governance needs to respond and improve. Starting from the path of law-abiding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community governance needs to be repositioned, change ideas, focus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finally implement the basic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word：national law-abiding; grass roots rule of law; community governance; legal education;
一、引言
社區是現代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是現代社會形態的微型縮影。2021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農村城鎮化、社會老齡化、人員動態化等變量進一步加快。這些變化從側面反映出現代社會社區人員結構的復雜性，伴隨發生在社區的不文明行為、相鄰關系糾紛以及高空拋物、寵物傷人、社區環境內吸毒等特殊類型的案件也在不斷增多，已經嚴重影響到傳統社區法治文化建設的進步成果。理論上，社區治理應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道德、法治、文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多維度因素。
就法治而言，通常認為，其與人治相對應，是國家實現依法治理的治國方略和理念表達[1]。宏觀上，法治不僅表現為法律規則之治，更體現為法律意識和法律文明層面的觀念之治；微觀上，法治則體現為能夠實現依法治國理念的一切具體舉措和手段。作為微觀法治的實現方式，法制教育則是其在社區實現基層治理，傳播法治理念的具體方式，也是社會教育和社區教育的應有內容。近年來，隨著社區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大，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這不斷挑戰著傳統的社區治理秩序及模式。一方面，城市人口聚集和流動帶來了城鎮化進程加快和經濟繁榮的巨大紅利；另一方面，不斷壯大的城市人口也給社區治理帶來了一定難度。由此，現代化的社區治理，更倚重于依法治理，對法律供給的類型化、精細化需求勝于以往任何時期。為解決社區治理難題，除去事后規范的常規法律治理模式外，也需注重事前預防，回歸到社區教育的本質，從社區教育的基本功能出發，運用法治思維開展社區教育。通過社區法制教育，能夠提高社區居民法律意識、預防違法犯罪以及不文明行為，并從根本上提高全民守法意識的目標。
針對全民守法問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報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依憲治國、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同時加強法治隊伍建設和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等六項重大任務，從理論上闡釋了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具體要求和做法�！稕Q定》也進一步確立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社會建設新十六字方針。相較于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新十六字方針進一步提升和明晰了新時代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法制建設目標，其中，全民守法作為法制運行的關鍵性環節，其從全社會和全體人民的角度提出學習法律、信仰法律和尊重法律的要求，究其根本，則體現了法治社會建設中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法治理念。就法制教育而言，全民學法、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則是最終落實全民守法的必要條件和過程體現。
2022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圍繞家庭教育責任的強化對未成年人的素質教育規定了具體的權利和義務，其中對于社區教育更是從設立“社區家長學校”和創建“文明社區”角度提出了要求。國家和相關法律從全社會層面提出的學法、知法、懂法、守法，最終是要落實到社區法制文化建設和法制宣傳教育層面的，通過黨委、政府及其社區基層組織，將提高全民守法的意識傳遞到社區和居民。社區法制教育的提出，主要是針對現代化城市背景下大型社區人口集中的現狀，開展法制識別、法制教育和宣傳，從而及時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在全民守法背景下，社區法制教育也體現了我國從法治到依法治國再到全面依法治國理念的發展進化歷程，體現著基層對于法治理念的全面、系統和漸進式的踐行和創新。
針對以上問題，在談及基層法治和社區治理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工作的基礎在基層。要不斷夯實基層基礎，加強基層黨的領導，引導群眾積極參與，帶動群眾知法、遵法、守法。”[2]
由此，基層社區應成為全民守法和法制教育的前沿踐行陣地；社區法制教育應成為全民守法的配套舉措。
二、應然：法制教育型社區的定位
如前所述，社區是現代城市生活規�；�、集中化的產物，其主要圍繞居住區構建便利型、生活型的配套居住體系。社區教育是隨著社區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社區居民的不斷聚集產生的；社區法制教育則是在作為硬件的社區居住和作為軟件的社區教育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細化生成的，其內嵌著新時代背景下居民對于法治資源的需求和社會對于法治秩序的追求。從根本上來講，每個公民都向往過上一種理性的、有秩序的、和平的集體性社區生活，這也就促使社區治理不斷向這一目標聚攏。而法制教育就成為社區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社區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軌跡也就內化為社區法制教育的生成演進邏輯。
傳統觀點認為，社區是人、區、機構的集合體，即由若干社會群體聚集在某一特定區域，有組織地開展生活的大集體[3]。由此，社區應具備以下基本功能：其一，管理功能。即通過基層社區黨組織、基層街道辦和物業管理委員會等組織機構，綜合管理和維護社區的正常運行秩序和安保的功能。其二，服務功能。即為社區居民提供社會化服務，協助維護社區居民開展日常生活的功能。其三，文化功能。即通過組織多種活動和宣傳教育，提升社區居民文化素質和文明程度，增強社會和諧度的功能。其四，保障功能。即提供互助、福利救助、醫療保健、緊急狀況應對等服務保障的功能�；谏鲜龉δ�，傳統型社區可被定位為政府主導下的管理型社區模式，這種模式重在運用行政手段開展社區治理，具有較濃郁的“行政教育”色彩。其主要是在政府的宏觀指導下，由政府派出機構和物業服務部門共同開展社區管理工作，執行相關行政指令，引導社區居民共創和諧穩定的居住環境，從而實現政府主導、物業執行、居民遵行的行政化社區管理模式。
在全民守法背景下，結合社會治理中出現的新問題，社區的功能與定位發生著深刻改變，即需要追求更為具體、更有針對性、法治強化型的社區治理模式。具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老齡化法制保障建設與涉老型法制教育
面對“少子老齡化”“空巢老人”等社會現狀，社區治理更加側重于養老型社會保障，具體做法包括了提供精細化的社區健康服務、配置適老宜居型住宅及其基礎措施、倡導社區志愿服務、提供更為精準的社會福利救助措施等。隨著我國步入老齡化時代，社區老年人數量逐年增加，政府需要不斷探索適老法治型社區模式的構建，完善社區老年人權益保障配套法律體系。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的同時，預防老年人特殊群體違法犯罪也成為社區治理的重點，有針對性、適時地開展老年人法制宣傳與教育成為社區法制教育的重要內容。
(二)注重智慧型法治升級與數據法制教育
大數據、數字科技的快速發展，對傳統型的基層社區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智慧型社區儼然成為現代社區建設的標配，尤其是對處在“后疫情時代”的社區治理而言，積極關注健康、和諧、穩定的社區治理模式，對配備系統的、相對成熟的、軟硬件貫通的、兼具人性化的智慧型社區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誠然，在關注社區智慧升級改造的同時，也應充分保障社區居民的“數字權益”,在涉及個人敏感信息、個人隱私的數據信息處理時，政府和社區管理者需要審慎考量，依法操作。作為社區居民，則更須關注自身的數字化權益，例如臉部、虹膜、指紋等個人生物信息的保護與使用。對于社區環境下個人數據權利的保護，我國《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生物安全法》等都有相應規定。對于社區居民而言，防范數字詐騙、抑制個人信息被濫用的前提就是需要掌握數據相關法律法規，由此數據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對于社區服務而言，也需加強居委會和物業管理人員的數字法律學習和教育，以更好地應對智慧社區的轉型。
(三)注重多元化糾紛解決質效
在傳統型社會和社區中，人際交往相對簡單，居民生活環境相對單一，固定居民比例較高，因而體現為“熟人小社會”的樣貌特征[4]。在新時代背景下，社會交往和人際交互變得較為復雜，市場經濟主導下的房屋權屬流轉速度的加快，導致了社區居民流動速度也相應加快，由此則體現為“陌生大社會”的樣貌特征。對于社區的這種新變化，規則和協商成為構建基層社區治理模式最為重要的環節，理性解決相鄰關系糾紛、求助于社區相關部門的調解、專業機構的仲裁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模式，應成為現代化社區治理的標配。法制教育型社區建設能夠較好地預防社會犯罪和侵權行為，通過法制教育，增強社區居民的理性協商意識和法律規則意識，從而提高社區居民自主解決日常糾紛的能力和效率。
(四)注重類型化的社區教育
現代型的教育可大致歸納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在社會教育層面，社區教育又是其主要內容，尤其是針對長期居住在小區環境中的固定居民，需要經常性地開展各種形式的宣傳與教育工作，以讓其充分了解最新的法律知識及案例。同時，針對近年來頻頻發生在社區環境下的高空拋物、聚眾吸毒、寵物傷人、相鄰糾紛侵權、金融詐騙等特殊類型的違法犯罪行為，以及社區居民老齡化的必然趨勢，亟需優先使用教化、教育等說理宣傳的方式加以預防，區分不同類型的教育對象，開展有針對性的法制宣傳和教育活動，從而提高社區法制教育效果，預防侵權和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
基于以上分析，現代型社區可被定位為市場主導下的法治型社區。其與政府主導下的傳統管理型社區相比，市場調控與依法治理的成分增加了，行政把控和人為干預的成分減少了，治理過程更趨理性化和規范化，儼然是傳統行政管理型社區發展到新時代的法治進化模式。如是，法治型社區治理模式的定位，主要是基于社會理性規則的普遍應用，要求在應對社會及社區問題時，不再一味強調政府介入的“強治理”模式，而應注重遵行法律規則治理與協商共治相結合“弱治理”模式[5]。從本質上講，新時代法治型社區的定位是建立在全民守法和尊重保障人格權的基礎之上，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社區居民學法、知法、懂法和用法，提高運用法治思維理性解決社會問題的法律意識。
三、實然：當前社區法制教育的問題
在法治型社區治理模式下，法制教育發揮著引導保障的基礎功能。但隨著社會治理越來越倚重于法治，新時代法治型社區教育也面臨著一些問題。
(一)社區常態法律文化教育缺失
文化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象征，是人類不斷創造和發展精神文明，提高精神層次的社會意識形態成果積累[6]。法律文化則是法治發展到一定文明程度而產生的關于法的一系列人文理念和精神，是由古至今關于法律的觀念、制度、技術等長期積累形成的傳統意識。法律文化來源于文化，卻又引導文化。社區法律文化教育則是在社區治理和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宣傳教化等手段，逐漸提升社區居民法律意識和文化修養的過程。其不僅包含有法律傳承的知識體系，也包含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人情與禮儀。具體到社區，則表現為社區居民在自律行為方式、交互行為方式以及糾紛訴訟解決過程中所展現的道德情感和法律理性。
發展到今天，法律文化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在社區呈現出裂變和退化的趨勢，具體表現為部分社區居民的道德性和文明程度不高、法律敏感度較低以及文明意識較差等現象。社區法律文化教育多數表現為走形式、走過場，標語、口號、宣傳欄、分發法律宣傳材料等是當下通行的法制宣傳與行動方式。這些方式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法制宣傳教育作用，但仍難以觸及全民守法和法律文化教育的深層次內容，難以讓社區居民積極主動思考自己及他人的某些交互行為的“法律性”和“文化性”。讓社區居民回歸常態化的積極健康正向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氛圍，不僅是家庭教育的重任，也是社區法制教育的目標。由此，社區法律文化建設如何以社區法制教育為途徑，通過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理念和知識，充實社區法律文化內涵，提高社區法律文化氛圍和社區居民法律文化意識，這是個問題。社區文化建設中也存在轉變功能和導向，讓社區法律文化夾帶法制教育的性質，讓社區法律文化回歸法治教化的難題。
(二)社區流動人口的法制教育滯后
現代社會，隨著農村城鎮化、城市資源集中以及大批勞動力向大中型城市的涌入，跨省、跨市、跨區人口流動愈加頻繁。2021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相比往年，流動人口增長率為69.73%,這給城市治理帶來了較大挑戰。對于流入城市的大部分人，需要在極短時間內適應當地的環境，尤其是融入所在社區的人文環境。這也就意味著更多流動居民亟需接受所在城市的法制教育，尤其是要接受所在地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和相關社區政策的宣傳和教育，如本地的交通安全規定、生活垃圾分類規定、房屋承租以及社會保險規定等。誠然，在由傳統管理型社區向法治型社區轉變的過程中，社區對待流動人口需堅持“不排外、不見外、快融入”的原則，力爭做好流動人口的融入教育，提高社區居民的主人翁意識。但從社區長效治理的目標來看，目前仍然缺乏以法律導入為主的社區法制教育，這對流入人員和流入地社區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三)智慧型社區法制教育缺失
如前所述，現代社會已經快速進階為數字型社會，在這種形態下，人們的生活和行為都以數字化的形態展現。數字集合了信息、權益和經濟要素等各種智慧因子。由此，智慧型社區建設也必然成為社區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標�，F代型的信息傳播方式給傳統社區注入了活力，便捷了社區居民的生活，但在享受數字帶來便捷性的同時，大數據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也對社區居民隱私權、肖像權、個人信息等構成新的威脅，數字侵權的案件屢屢發生，從而導致法律層面的“不智慧”,甚至于引起“數字糾紛”以及“數字詐騙”等。對于老年群體而言，在小區環境下更易遭遇“數字詐騙”,究其緣由，個人數字信息以及具有財產性的個人數字權益，作為一種新興的法律權益，在缺乏數據法律意識的情況下，更易被泄露和被非法利用。就目前社區數字化治理來看，并未形成全覆蓋、全鏈條和一體化的智慧網絡及其法治服務體系，也缺乏針對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的智慧型社區法治輔助體系。對于數字智能相關的法律法規普及程度也不夠。由此，在提高社區數字治理能力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開展數字治理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社區管理服務機構和社區居民雙方可能都需要接受適時的數字法制教育和宣傳。
(四)“后疫情時代”的社區法制教育缺失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和整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短期內難以徹底消除。疫情的反復波動也引發了人們對于突發公共安全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對于突發事件打破正常的社會秩序以及如何重新平衡政府應急權力與公民個人法律權利之間的關系，急需法治來解答。就社區而言，疫情防控和后疫情時代社區治理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政府社區居委會和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在疫情管控過程中需要依法執法和依法管理，反對地方執法主體在執法過程中的“一刀切”和“層層加碼”的做法[7];另一方面，部分居民缺乏對于緊急狀況下相關法律法規的認識和學習，做出違反當地疫情管控法規和政策的行為等。這些特殊時期發生的不當行為，究其根本，是對國家疫情相關法律法規宣傳教育不到位而導致的。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模式下，社區需要遵守應急狀態下的一切法律法規，貫徹執行政府防疫政策；社區居民需要依法克減部分權利，增強守法自律意識。但現實卻是與疫情相關的違法案例頻仍。究其緣由，社區法制教育缺位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
綜上，基層社區在落實全民守法和法制教育方面，無法針對特定群體、特殊環境、特殊事項以及新興權益保護等實施針對性的、有實踐面向的法制教育和宣傳，可能導致社區犯罪和違法行為隱患。
四、展望：重構社區法制教育的思路
基于提高社區居民守法意識的目的，結合現代法治型社區的發展需要以及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完善思路。
(一)樹立社區法律文化教育的常態化思維
思維改變行動，思維創新行動。從全民守法的角度看，自覺、自省、理性的公民守法意識須在深刻理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內涵的前提下，通過樹立常態化的法律文化思維來實現。要形成常態化的法律文化思維，則需開展自上而下的貫穿式法律文化教育。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首先，從法律文化教育的實施層面看，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要積極引導，制訂相關的社區法律文化教育實施綱領性規范文件和細則，由社區居委會和物業服務部門依據這些法律文件分步驟分階段開展社區法律文化教育與宣傳，達到運用法治思維宣傳的方式引導社區居民主動守法的目的。其次，從社區法律文化教育的內容看，需要結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古今中外的經典案例以及當代中國開展全面依法治國的精神和要求，引導社區居民深入學習領會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神內涵，在不斷學習的基礎上形成概括性法律文化思維。最后，從文化思維的形成規律看，社區常態化法律文化思維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還需要通過各種教育手段反復開展，運用符合法律文化思維邏輯的教育方式，讓社區居民從宏觀層面全面把握法律文化的精神意蘊，從而逐步提升社區居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敏感度，潛移默化的對其行為產生影響力，最終達致常態化法律文化教育和全民守法的目的。
(二)構建精準的社區法制教育甄別體系
針對當下社區流動人口、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以及后疫情特殊時期的法制教育問題，需要通過甄別，構建精準化的社區法制教育體系，有針對性地開展。社區法制教育的精準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區受教育對象的精準化受教，另一方面則是社區法制教育內容的精準化投放。
具體而言，社區法制教育有必要分層、分段、分類施教。分層，即按照社區居民的受教育層次，針對不同層次的社區居住人群開展適合于受教育對象的法制教育方式，比如對于小學、初高中、大學等不同學歷層次的社區居民而言，根據知識儲備的不同，需要開展適合其理解力和接受度的法制教育活動，通過由淺入深的基本法律知識講解，從法的具體規定到司法案例再到法的基本理論知識，逐步提高難度，并盡可能地有所區分；分段，即針對社區居民的不同年齡段以及在相應年齡段需要的法律知識，有選擇地開展社區法制教育，例如針對老年法制教育需要開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民法典》《反家庭暴力法》等宣傳教育，中青年法制教育則需要開展《勞動法》《憲法》《家庭教育促進法》等宣傳教育，未成年法制教育則需要開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宣傳教育，由此而開展不同內容、適合其年齡段的法制教育工作；分類，即按照社區居民的流動性等開展法制教育工作，比如對于長期固定居民、流動租戶居民、新入住居民等可以考慮開展不同內容的法制教育。
法制教育內容方面，理論上應包括普法教育和專門法教育兩方面。普法教育重在全面綜合，包括法的基本理論知識，適合社區全體居民；專門法教育重在專業，以部門法教育和案例教育為內容，例如設置憲法、民法、刑法、禁毒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的專項教育等。不管何種教育內容，都需注重實用性和針對性。
通過開展社區法制教育分類分層分段施教，以及設置專門法教育，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些特殊群體的實際需求，及時防范某些潛在的非法行為風險，從而達到識別、糾正以及預防不法行為的目的。
在后疫情時代，非常態儼然已成為“常態”[8]。在社區開展與傳染病防治、公共秩序安全等相關的法律法規宣傳教育，也是當前所需。
(三)完善智慧型社區數字法益的配套教育
如前所述，智慧型社區的硬件配套發展與科技相關聯，其發展速度較快，但相關的法律法規實施卻較為滯后。針對這種現象，需要從智慧型社區法律教育方面著手。首先，國家相關立法部門以及地方政府應及時出臺關于數字社區治理的相關法律規定和實施細則。目前，我國《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就個人數據信息權益和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提出了總的規定，但各地方立法機關和政府還未就地方層面出具相關的實施性細則，包括智慧型社區建設中涉及的相關規定。其次，加強對社區居民關于數字信息權益方面知識的普及。目前的問題是，公民對于涉及自身數字信息權益的種類、受保護范圍和受保護邊界容易忽視，重視度不夠，一旦泄露就無法及時抗辯，導致結果加重。由此，需要社區積極開展數字信息保護方面的教育和宣傳。最后，對于社區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其掌握數字權益相關知識較為遲緩，應采取上門指導、開設老年人智慧法律課堂、推廣智慧法律教育APP等更易于接受的方式開展法制教育。
(四)創新社區法制教育方式
現代教育模式下，基于遠程教育、數字傳播以及網絡平臺等多種教學手段，創新的方式多種多樣，比如開設社區法制教育案例論壇、法制大講堂，開展社區法律知識競賽和猜謎游戲、設定法律教育主題日等。同時，社區教育手段也應區別于傳統的學校以及課堂教學手段，考慮到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的居民，應盡量采用趣味性、形象化的教育方法。也就是說，教育的方法和內容既要喜聞樂見、易于接受，又要全面領會，有所獲得。通過教育方式的創新，讓社區居民有積極參與的意識，有參與后的法律知識獲得感和滿足感。
由此，需要根據法學學科教育本身的特點，結合社區治理發展的長遠目標，轉換社區法制教育的思維模式，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通過生動案例、熱點視頻、vlog短視頻、社區APP、社區微信群、點對點幫扶等方式豐富改變現有的單一教育思維模式。同時，國內一些文明守法行為的經典案例也可以作為宣教素材，以讓社區居民真正學法、懂法、守法為目的，通過多種教育方式的創新，開展長期的、積極主動的法律文化教育活動，變被動受教為主動施教，變形式宣傳為實質參與。
(五)引進和培養法律專業社區管理服務人員
從目前的情況看，很多社區的管理服務人員，缺乏對于法律知識的深入學習和掌握，缺乏解決社區法律糾紛和社區緊急突發事件的基本法律技能�；诖朔N情況，首先，需要考慮設置社區法律服務專門崗位，引入法律專業的社區管理人員服務社區。其次，需要對現有的社區工作人員開展《物業管理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社區服務相關專門法律法規的知識培訓，適當時候可進行考核上崗。最后，設立社區教育法律教育基地及志愿者服務機構，以補充社區法律事務及糾紛解決人員的不足。
綜上，正如十六字方針所提出的，全民守法的目的在于讓公民在學法、懂法、知法的前提下，自覺遵守法律法規。而社區法制教育的完善是落實這一法制要求的必要途徑。同時，社區法制教育也關系到社會教育方式的創新和全民法律意識的提高，需積極引導，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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